2014年，“布鞋院士”、北师大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文以“扫地僧”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引发关注。然而，就在1月10日，李小文却因病在北京仙逝，舆论一片惋惜。

　　李小文先生走了，他的“扫地僧”式科学家形象却激发了公众对更多“扫地僧”一样的大科学家的期待。他们是科学界的大拿，但是朴素率真，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科学王国里。

　　在此，我们也特意搜罗了几位“扫地僧”式的科学家，你都知道他们吗？

 

李小文

“布鞋院士”、
北师大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
 

 

 

　　推举“扫地僧”一样的大科学家，不能不提李小文。2014年4月21日，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，一位蓄着胡子、穿一身黑衣、穿黑布鞋、没穿袜子的老人坐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台前，低头念着发言稿，他是中科院院士李小文。

　　有人说李小文像《天龙八部》里的扫地僧，意思是一个沉默、不起眼的小角色，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李院士在学术圈内一直备受推崇，只是由于专业的原因，不为外人所熟知。

　　除了那张“反差强烈”、口水率极高的照片，真正打动网民和读者的，实际上还是李小文自己的故事，读书不怎么认真，从不追求第一，受到不公正待遇不埋怨，受别人嘲笑，偶然考上了研究生，因系公费留学怕对不起人民的钱学习“稍微认真了点”，因为感谢恩师才回国，甚至还对记者透露，有每天喝一斤二锅头的习惯。正是这些率真得让人忍俊不禁的细节，使得大量的网民喜欢上了这位个性鲜明的“扫地僧”院士。

　　这些年来，李小文还捐赠出个人的“长江学者”奖励津贴，在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“李谦奖助学金”，每年奖励5至10名师生。据了解，李谦是李小文的长女。她出生时家里条件差，营养不良，出麻疹并发了肺炎，不到2岁就去世了。

 

他牛在哪？

　　李小文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，是李小文-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，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“里程碑系列”，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;他也是“973”项目“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”的首席科学家。

于敏

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

最高国家科技奖获得者、

中科院院士

 

 

　　1月9日上午，89岁的中科院院士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，坐在轮椅上领取了习近平主席授予的证书。因为身体的原因，老人在领奖现场并没有言语，感言也是由儿子所代言，但是从老人的眼神可以看出，这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仍然矍铄。

　　于敏是谁？著名核物理学家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“中国氢弹之父”“国产土专家一号”……于敏的头衔很多，但是于敏被广为知晓还是最近一些年的事，他的名字在1988年之前都是国家绝密，而当时钱学森和邓稼先这些人早已家喻户晓。

　　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，由于从事氢弹研究，他的名字和身份都成为秘密。“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。”就连于敏的爱人孙玉芹都曾如此感慨。

　　说起于敏，还得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，1964年10月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氢弹这一具有更强大威慑力的核武器，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要攻克的下一座“堡垒”。

　　于敏率领氢弹研制团队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，作密集的报告，最终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。经过著名的“百日会战”，于敏率领的团队实现了从原理、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。

　　1960年到1964年，中科院院士、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曾经和于敏院士在轻核理论组共事，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。何祚庥说，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，“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，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。”

 

他牛在哪？

　　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，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，一种是美国的T-U构型，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。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-U构型设计得更加巧妙，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。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、资深院士朱光亚曾表示，于敏在突破氢弹技术的过程中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这一作用被一起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“首功”。

王元

中科院院士、

数学家

 

 

　　两年前在接受记者的一次采访时，王元院士依旧穿着一件老旧的深蓝色中山装上衣，谈起话来语言平和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他要是这个样子走在人群中，不认识他的甚至会认为是一个乡下老头儿进城了。

　　不过王元院士很容易辨认，他有一副特别精神的脸孔，两只眼睛秀气有神，个头虽然不高，在人群中却如鹤立鸡群。

　　关于王元的故事，最为著名的还是他和夫人中关村买西瓜的轶事。

　　中关村每到盛夏，82楼门口总有个大号的西瓜摊，摊主是个歪脖子大兴人，姓魏，挑西瓜不用敲，用耳朵贴上听，十拿九稳。因为这个绝活儿，在中关村的小摊贩里位列“八大怪”之一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大概是1987年或1988年的一天，王元和夫人在这个西瓜摊主的摊前一边挑瓜一边算价钱。

　　摊主由于西瓜卖得好，不免有些“作怪”。不称重，分大瓜小瓜卖，大瓜3块一个，小瓜1块一个。

　　看到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，很多人都拼命往小瓜那边挤。王元的夫人好像也是这样，却听见王元说：“买那个大的。” “大的贵2倍呢……”夫人犹豫。“大的比小的值。”王元说。

　　夫人挑了两个大瓜，交了钱，看着别人都在抢小瓜，似乎又有些犹豫。

　　王元看出她犹豫，笑笑说：“你吃瓜吃的是什么?吃的是容积，不是面积。那小瓜的半径比大瓜的2/3稍短，容积可是按立方算的。小的容积不到大的的30%，当然买大的赚。”

　　夫人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你算得不对，那大西瓜皮厚，小西瓜还皮薄呢，算容积，恐怕还是买大的吃亏。”

　　却见王元胸有成竹，点点头道：“嘿嘿，你别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却是3个瓜的，大西瓜只有1个，哪个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积看。”

　　夫人说：“头疼，我不算了。”两个人抱了西瓜回家，留下摊主看得目瞪口呆。

 

他牛在哪？

　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，王元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，并证明了命题3+4，1957年又证明了2+3。王元证明的2+3表示的是：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质数的乘积再加上至多3个质数的乘积。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的地位。其成果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繁引用，此时的王元只有27岁。其后，他与华罗庚合作致力于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，他们于1973年证明的定理，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，被称为华-王方法。七十年代后期又对这方面的成果做了系统总结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。

张益唐

华人数学家

 

 

　　张益唐目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，职称为讲师。2013年至今，短短两年时间，张益唐的名字，在国际数学界“横空出世”。2013年年底，张益唐因在孪生素数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获得了美国“数学学会柯尔数论奖”，该奖被称为数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；2014年2月13日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又授予他2014年度罗夫·肖克奖。这是该奖设立21年来首次颁给华裔学者。

　　但张益唐本人对此却并不怎么感冒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很平静。我不大关心金钱和荣誉，我喜欢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成名前，他经常替所在大学系里的饮水器换水，成名后，系里的秘书问，张还会换水吗?张益唐的回答是：“只要我还在我就还会换，别人都换不好，只有我换得好，这没什么。”他的家人也一如他的平静，妻子看到媒体的大肆报道，只发了条“最高指示”，让他把头发梳好……

　　张益唐成名之初，国际数学界不少人在悄悄询问：“谁是张益唐?”也难怪大家有此一问。国际数学领域重要的检索系统Zentralblatt MATH数据库中，他名下只有两篇文章。

 

他牛在哪？

　　张益唐这个年近六旬，在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中担任临时讲师的人，这位几乎没有发表过专业论文的人，竟然成为破解数学领域最著名猜想之一“孪生素数猜想”的关键人物。他的出现很像金庸小说中深藏不露、武功盖世的“扫地僧”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威震“武林”。

 

林鸿宣

中国科学院院士
 

 

　　在当初考入华南农业大学前，林鸿宣从未下过水稻田。可这些年来，他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会在稻田里度过。在他看来，下田是非常重要的一课，“真正观察基因所表现的性状，一定要在大田里，在大自然环境下。”并且林鸿宣总是身先士卒。在每年最热的七八月间，他总是要亲自带着学生下到农田里，观察水稻生长性状。

　　林鸿宣带领研究组，每年要在上海市郊的大田里种植十几万株水稻遗传材料，在其中收集几万株样本。除了记录性状，还要在实验室里抽取样本的DNA、鉴定基因型。每次下田，他和学生对每个样本都要仔细核对，因为一旦搞错，就会使实验数据出错，前功尽弃。为了多积累材料，冬季他还赴海南岛他的家乡种植水稻，4个月里往返五六次前去收集材料。

　　因为突出的研究成果，2009年11月林鸿宣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有人问及他当了院士后的想法和心愿时，他想了想说道：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继续带着学生们下田观察水稻、研究水稻。”

　　由于不像袁隆平院士那样成为公众人物，至今若蹲在海南水稻试验田边，不熟悉的人几乎无法一眼分辨出谁是院士，谁是农民。

 

他牛在哪？

　　林鸿宣49岁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他以水稻作为研究材料，利用基因组研究所取得的大量遗传信息和创建遗传材料，积极开展作物重要性状包括逆境抗性、产量与品质性状的遗传及其功能基因的研究。在全世界所发现的“重量级”水稻基因中，林鸿宣研究组发现并阐明其功能和机理的已经达到5个以上。

 

陈桂林

中国科学院院士
 

 

 

　　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陈桂林院士就因成功主持研发“风云二号”卫星上的核心探测仪而成名。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，带领研究团队，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，研制成功了“风云二号”气象卫星的主体仪器——多通道扫描辐射计系统。尽管其2001年就已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可他从不张扬，至今还在一线做研究，也很少见到他的有关报道。

　　作为“风云二号”气象卫星的副总设计师，为了能掌握第一手气象信息，陈桂林累坏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

　　难能可贵的是，陈桂林一直在和自己的健康做斗争。1989年，正当他带领大家完成多通道扫描辐射计初样产品研制时，因为过度疲劳，得了突发性耳聋。但他还是强忍病痛，坚持工作。住院治疗后，病情稍有转机，他又立即投入工作。如今，陈桂林的左耳已听不到任何声音。1994年1月，陈桂林在西昌卫星基地参加“风云二号”气象卫星首次发射工作，一只眼睛忽然什么也看不清楚了，经诊断为视网膜脱落，在医生和领导的一再催促下，他住进了医院。如今，陈桂林右眼视力不到0.1，但他戴着眼镜，依然奋斗在科研第一线。让我们为这样的院士祝福吧!

 

他牛在哪？

　　多通道扫描辐射计是“风云二号”的主体仪器，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设计制造这种仪器。从接到任务起，陈桂林就开始与时间赛跑，主持制定实施方案，带领课题组成员攻克上百个技术难点，他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原理样机的研制，为我国气象和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■